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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原标题：北上广深划定人口控制目标 落户空间还有多大？来源：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图为北京地铁四惠站早高峰人潮 中新网记者 金硕 摄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已公布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提出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专家表示，设置人口“红线”是基于解决“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但完成人口控制目标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压力。根本是要调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产业和就业，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

北上广深划定人口“红线”

　　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梳理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划定了未来五年的人口控制“红线”。

　　北京提出，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首都核心功能显著增强。

　　“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上海明确，落实国家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要求，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广州提出，明确全市人口规模合理区间。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控制在920万人以内，常住人口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

　　深圳也明确，严格控制城市整体人口规模，优化人口户籍结构和素质结构，构建超大城市人口与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城市治理、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联动调控机制。到2020年，全市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未来五年人口增长空间还有多大？

　　按照当地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未来五年，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空间还有多大？根据当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为2170.5万人、2415.27万人、1350.11万人、1137.89万人。

　　据此计算可知，未来五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129.5万人、84.73万人、199.89万人、342.11万人。

　　“这些城市提出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一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二是现实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一方面，按照国家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要求，这些人口压力比较大的超大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另一方面，也与目前特大城市面临的严重“城市病”有关，人口过多造成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矛盾比较突出，所以要适当控制人口。

　　国务院参事马力也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特大城市由于资本回报率高，产业聚集度高，就业机会多，吸纳人口能力强，所以大量人口向这些区域集中，但大量人口的涌入超过了城市的承载力，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不小压力，所以需要制定限制人口扩张的目标和政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每一座城市都要有一个最优规模，需要基于现有的土地、水等资源存量，基础设施条件，教育、医疗、住房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垃圾处理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只有达到最优城市规模，效益才能达到最大。超过或低于最优规模，效益就会变小。

　　需降低特大城市“虹吸效应”

　　实现人口的调控目标，面临不小压力和困难。马力表示，北京的人口控制目标就多次被突破。人口跟着产业、就业走，这些大城市产业集聚度高、就业机会多，产业和人口不可能自动搬走。

　　李佐军认为，由于特大城市信息流通比较快、就业机会比较多、工资收入比较高，对人口吸引力大，这些城市要完成人口控制目标，毫无疑问会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压力。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通过提高进入特大城市的门槛，来减少外来人口带来的冲击。

　　对于如何控制人口规模，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在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北京提出，严控城六区人口规模，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严格控制居住和产业用地规模等方式，逐步降低人口密度。2020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2800平方公里以内。

　　上海提出，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有序疏解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人口合理分布。中心城区坚持“双增双减”，严格控制住宅用地和建筑总量。到2020年，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实现负增长，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以内。

　　马力认为，最终要实现城市人口调控的目标，根本是要调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产业和就业，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并培育和建立大量的“反磁力中心”，要通过在这些城市提供完善的居住生活便利和公共服务，引导不同人群自愿在这些中小城市安家工作，从而实现人口的真正疏解。

　　“目前城市之间存在级别差异，谁的级别高，谁就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负重，而中小城市发展滞后。”曹和平建议，尽快取消城市级别，在财税、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适度向新兴中小城市倾斜，使得人们在中小城市生活的机会成本不低于大城市，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从而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布局。